國家出臺政策支持民營醫院發展

        近日，國辦轉發發改委、衛生部等部門《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，明確提出要進一步降低社會資本辦醫的準入門檻，改善社會資本辦醫的執業環境，在稅收、價格和醫保等方面為非公立醫療機構提供更公平的待遇。

        實際上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，國家就已經提出了鼓勵“社會化辦醫”的口號。但時至今日，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整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所占比重還較小。究其原因，即是由于在準入、稅收等環節存在諸多障礙，社會資本還難以真正有效地進入醫療衛生服務領域。毫無疑問，《意見》的出臺，對于從政策層面清除社會資本進入障礙，具有非凡的現實意義。

        總體而言，我國醫改的主要癥結在于醫療服務資源（特別是優質資源）供給不足，從而導致出現配置扭曲、價格失衡等一系列怪現象，即俗稱的“看病難、看病貴”問題。放開社會辦醫，有利于擴大醫療服務供給，滿足國民多元化的醫療需求，同時也有利于增強服務競爭，降低醫藥費用。從歷史經驗來看，控制醫藥費用，主要有兩個途徑：一是依靠醫保方與醫藥供方的集體談判，以克服患者單獨議價的弱勢和信息不對稱；二是依靠充分的醫療服務供方競爭，通過同行約束來降低醫藥費用。記得幾年前，學界還流行著所謂“醫療服務業越競爭、費用越高”的奇談怪論，《意見》無疑是對這種論調最好的駁斥。與其他服務行業一樣，競爭是保障服務意識和職業道德的不竭源泉。消費者永遠歡迎街上能多一家店鋪，這樣他們才能享受服務員的笑臉，有更多的選擇和比較的自由，這一規律同樣適用于醫療服務業。

        正如《意見》所指出的，要“消除阻礙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政策障礙”。實際上，除了文件中所提及的稅收、價格等方面的問題，現行某些政策仍需進一步調整，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化辦醫的目標。比如區域衛生規劃政策，過于強調從總量上控制醫療服務供給數量，往往難以避免存量資本壟斷的問題，不利于新進社會資本參與競爭。如同其他一些衛生政策，我國的區域衛生規劃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種舶來品。但實際上，德國等國家實施控制醫生數量的政策，是由于醫保實施總額預算，醫師協會為保證醫生群體利益所做出的選擇。中國目前尚屬醫療資源供給嚴重不足，照搬醫療資源富裕之國的利益集團政策，難免是要犯水土不服的問題。

        《意見》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給予了相當的稅收政策優惠，實為了不起的進步。其中，由于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承擔了更多的公益責任，其優惠力度更大。再深入一步，建議這種優惠不妨更慷慨一些。只要營利性醫療機構的醫藥服務執行政府規定的價格政策，實際上也就承擔了一定的公益責任，與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行為無異。對于這部分收入，政府可以考慮進一步予以稅收減免，最終實現讓利于民。

        等待多年，社會資本終于迎來了進軍醫療服務業的春天。競爭的法則在這個行業也將發揮同樣的威力。完全有理由相信，只要政府管理者運籌得當，這也將是“看病難、看病貴”這個社會頑疾的冬天。